城乡规划师|理性规划视角下城市设计发展的四代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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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规划的视角看城市设计发展的四代范型

引言

城市发展，或者说中国城市发展如何通过“理性规划”，进而实现面向未来的“持续发展”，是每一位规划和设计专业工作者今天需要思考并认真回答的问题。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赢得了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但蓦然回首，却发现失去的也很多。各种“城市病”蔓延滋长，人居环境越来越不宜居，城乡风貌越来越缺乏特色且日益趋同，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要求。

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城市设计”已经在中国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1990年代中期逐渐崛起，并在近年成为全国的热点。同时，中国现代城市设计发展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后得到了国家的高度关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研制“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城市设计技术导则”，并开展了两批共57个城市的“城市设计试点”，这其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城市设计的最新发展与近期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密切相关，所重点讨论的“国际视野”、“百年大计”、“千年城市”均聚焦于“理性规划、持续发展”。

“理性规划”和“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勾勒出今天城乡规划及城市设计发展的关键战略和工作要点。

内涵和价值的再认识

美好、整体有序、富有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城市形态塑造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即使是在当下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依然如此。与城市形态塑造最相关的专业领域无疑就是城市设计。在一些城市，如伦敦码头区、汉堡码头区、毕尔巴鄂滨水区、德国鲁尔、香港九龙、上海浦东、南京河西、广州天河等通过恰当的空间营造和环境提升，成功回应了城市转型发展、技术升级、人口老化等因素所带来的挑战，迎来了城市的强劲复

苏，其中城市设计的贡献功不可没。

新近的研究中，笔者尝试给出了城市设计的当代概念和定义：“城市设计主要研究城市空间形态的建构机理和场所营造，是对包括人、自然、社会、文化、空间形态等因素在内的城市人居环境所进行的设计研究、工程实践和实施管理活动”。其中，将城市空间形态的建构机理和场所营造作为城市设计的双重研究客体为首次提出。

城市设计的四代范型

城市设计作为一种对城市形态演进人为的专业干预方式和实践活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专业实操背景中存在相对公允和共识性的指导思想和专业价值系统，这就是被称为城市设计发展及专业知识增长的范型命题，亦即传统城市设计、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绿色城市设计和数字化城市设计。

3.1传统城市设计

传统城市设计的主要特征是依据建筑学视觉有序的价值取向和古典美学的原则，对较大版图范围内的城市形态进行三维形体和几何法则的控制，这是被历史一再证明为公众广为接受且很有效的城市设计范型。从时间维度看，19世纪末之前的城市设计基本可以纳入第一代范型。这一类城市设计面广量大，影响了前工业时代大部分的城市设计活动。著名案例包括雅典卫城、古罗马哈德良离宫(图4)、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帕尔马诺瓦新城等。古罗马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对城市选址和规划设计就有较为系统的论述。

中国古代同样建立起了以模数尺度为依据的设计原理，如春秋战国时代的《考工记》中就有明确的都城建设尺度规制要求，汉代在城市和建筑设计中则有了比例尺概念，三国至唐代的里坊制度也是等级化尺度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表达。中国古代都城城市规划乃至州府县城规划、北京紫禁城建筑群设计以及各类别的建筑等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古代城市设计传统和形态尺度规制的影响。

19世纪末，欧洲一些城市从美学角度来构建和发展城市公共空间系统，并通过空间美学来整合技术、卫生和经济成果，以此解决城市发展无序问题(Suteliffe, 1994)。从城市设计从业者看，1860年前后的欧洲，影响城市设计的主要是工程师和行政官员，如霍布莱奇(Hobrecht)负责柏林规划、奥斯曼(Haussman)主持巴黎规划等。到19世纪末，城市设计工作则更多由建筑师负责，到1910年，欧洲城市设计学科逐渐建立起来。

1922年，德国规划师黑格曼和美国建筑师皮茨(Elbert Peets)合作出版了《美国的维特鲁威——建筑师的城市设计艺术手册》。在第一代范型中，城市与建筑的设计方法具有很多交集，与大尺度的城市规划也具有较多的相似性。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以“城市美化运动”为诉求的工程实践案例仍然层出不穷，说明了与数学驾驭法则密切相关的经典美学具有运用于空间形态建构的普世价值。

总体说，第一代范型主要通过物质空间和建筑安排设计及其与人的关系来影响城市空间形态演进，场所也较多以比例、尺度、材质、色彩、建筑组合和基于美学的植物配置等方式表达出视觉审美的目标要求，与农业支持体系相关的紧凑型稳态空间格局是其基本特征。在第一代城市设计的价值取向和一致原则方面，主要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是数千年以来的城市发展建设的经验、禁忌和规划设计范式，如古希腊米利都网城市、罗马军事城镇、意大利文艺复兴理想城市，中国的《考工记》对都城和重要城市设计的影响，《管子·乘马篇》和“风水说”对于地方城镇建设的影响等;其次是城市功能相对稳定、演进速度较慢，不足以引发对城市规划设计专业供给侧的改革需求。20世纪初，城市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15%，而今天则早已超过50%。

3.2 第二代范型：现代主义城市设计

工业革命所伴随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使现代城市发展面临一系列新功能、新问题和新挑战。此时，是继续保持文艺复兴以来传统街道、广场和公园带来的秩序和美丽，还是创造基于工业化、健康原则和现代交通出行方式所主导的现代城市就成为关注的焦点。经过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艺术发展的双重催化，基于功能、效率和技术美学的现代主义城市设计范型应运而生，以综合性主导的城市规划与以形态主导的城市设计也发生了学科分野。

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主张遵循经济和技术的理性准则，注重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分区和运转效率，“阳光、空气、绿化”成为现代城市生活最基本的环境要求。基于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现代主义希望将开放空间和阳光利用最大化，并将汽车交通及公园空间作为城市重建和扩建方式。在大尺度城市设计方面，柯布西耶在其所做的印度昌迪加尔规划设计中，通过“现代城市”的主张，实现了从总体城市设计(规划)到局部地段建筑群全尺度和道路路网的规划设计;作为建筑师，他还设计了依循视觉美学原则的公共建筑群。

由于过度信奉工业化和经济理性，现代主义城市设计对城市社会属性、历史文化和社区活力关注有所欠缺，导致1950年代以后对其的反思。

现代主义城市设计范型的主要历史贡献在于其成功地帮助很多城市应对了20世纪快速发展的基本需求，并提供了理性技术依据;其后期开始关注社会人文和场所营造，为现代城市的健康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3.3 第三代范型：绿色城市设计

现代城市发展日益关注人类社会自身规律而忽视自然规律是一个不争事实。而绿色城市设计把城市看作一个与自然系统共生的地球生命有机体，关注城市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和韧性(resilience)。

与绿色城市设计密切相关的是“有机城市”学说。林奇曾经将有机城市作为与宇宙城市、机器城市并列的三大城市原型之一，其关注的社区、连续性、健康、安全、平衡、互动均为当代城市描述中极具正面性的概念。霍华德、马什、奥姆斯特德、盖迪斯、道萨迪亚斯以及后来的麦克哈格、荷夫、斯坦尼茨、瓦尔德海姆对城乡关系、城市发展的生态过程及其重要性进行了阐述。

21世纪以来，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局地微气候、能源利用、生态平衡等相关的绿色城市设计研究正在向纵深进展。对绿色城市设计工程性的广泛关注开始于

1970年代。近来，用于微气候分析及热岛评估的FLUENT、CFX、CFD、Envi-met等软件在城市设计中得到广泛运用，提升了城市设计在生态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

的合理性。

中国案例也越来越多，如中国近年实施的一系列与生态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城市设计工作，如很多城市开展的与工业遗存保护和再利用相关的城市设计工作，生态优先的原则已逐渐成为业内的基本共识。新近中央政府决策建设的北京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力推的“海绵城市”和“城市双修”等工作，则从国家层面表达出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决心和工作目标。

3.4 第四代范型：基于人机互动的数字化城市设计

千百年来，城市设计一直关注空间形态建构机理和场所营造的基本概念，但是城市设计依托的理论和技术方法却一直与时俱进。

近20年来，在“数字地球”、“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乃至人工智能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设计的理念、方法和技术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城市设计的专业认识、作业程序和实操方法。

伦敦大学学院教授佩恩(A.Penn)在2016年的一次访谈中也谈到，城市设计将有一场大的变革发生，变革涉及大数据、数据科学、机器学习及计算机的创造性等多个方面。如果顺势而为，积极、适时而恰当地运用数字技术理论和方法，那未来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将可能会产生革命性的跃升。

城市规划界对城市设计数字量化的尝试由来已久。早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历山大等学者的工作，均在城市形态数字模型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以往的研究在应对在地实施性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需要探索的空间。数字化城市设计常用的数字技术包括数据获取、数据分析以及数字可视化技术，并具有以下三种特征：

一是多重尺度的设计对象：在数字化技术集成的支撑下，今天已经可以对大尺度空间形态属性进行快速而较为准确的认知，使得大尺度城市设计走向科学化成为可能。同时，通过大数据方法，可以初步识别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各片区发展协同、联动及区域边界的信息，这对建构城市形态整体性非常有意义(图15、图16)。

二是数字量化的设计方法：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城市设计方法的创新成为可能。数字技术拓展并深刻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物质形态和社会构架的视角和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数字技术帮助人们重新建构了一种超越个体感知的城市空间认知方式和方法。

三是人机互动的设计过程：数字化城市设计强调基于价值观的设计创意与多源数据在长效管理导控量化基础上的有机结合，使城市设计实施操作更加科学有效。

图 芜湖业态大数据(POI)分析

数字化城市设计的创新价值

城市规划界对城市设计数字量化的尝试由来已久。早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历山大等学者的工作，均在城市形态数字模型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以往的研究在应对在地实施性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需要探索的空间。数字化城市设计常用的数字技术包括数据获取、数据分析以及数字可视化技术，并具有以下三种特征：

对中国常见的以平方公里计、远远超出人们日常体验认知尺度的城市设计对象，经典的城市设计方法已基本失效。数字化城市设计主要针对多重尺度特别是大尺度的城市空间对象，数字化城市设计范型及其方法能够初步揭示较为宏观的城市空间形态的内在建构原理，不完全是既有城市设计技术方法的渐进和完善，而是一种具有部

分重构意义的迭代拓展。

较之先前的城市设计范型，数字化城市设计有五个方面的创新价值：

(1)创新价值一：

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物质形态和社会构架的认知和看法，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全新的认知世界的知识体系和方法的建构。

例如：基于夜间灯光密度分布而看到的世界城市化整体图景(虽然不够精确，但比先前更加整体直观)、空间句法分析的城市结构、手机信令大数据形成的全时性动态地图、根据相关历史信息绘制的数字化历史全息地图等。在今天，国内外不少城市的规划管理部门已经有了不同精度的城市空间信息数据库，为科学的城市建设提供了直接的帮助。

(2)创新价值二：

数字技术提升公众参与和调研的整体效果和工作效率。

通过百度数据公众偏好度和基于谷歌地图、由游客、居民、专业人员或者政府机构参与完成的Panoramio或Flickr城市意象，采集汇总形成城市设计所需要的数字化城市意象偏好度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具有实时性的优点，而且可以不断增加数据量、完善优化数据精度、方便即时性变更等，这些都是以往采用问卷或者访谈方式所不能实现的。此外，常用的还有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对于实时交通和基于POI的城市公共设施信息以及无人机延时摄影等对城镇空间环境和人群活动集聚度的数据采集方法。城市设计可以在海量信息整体采集和田野调研之间做到有机结合，把控好这两者关系的度，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完成对关键现场信息的调研。

(3)创新价值三：

数字技术改变了城市设计成果的呈现和内涵，数据库成为大尺度城市设计全新的成果形式。城市设计和城市管理通常分属两种不同的语境，但是数据库成果部分改变了以往“两张皮”的情况，数据库成果可以直接植入到当下以信息电子化为特征的规划管理中，同时可以通过整体关联联动的方式，实现动态更新和完善，符合城市形态模型建构和导控这样的复杂系统，并可与法定城市规划工作做到实质性的有效衔接。

(4)创新价值四：

数字化城市设计发展会趋向一个真正能结合法定规划付诸实施的城市设计。

数字化城市设计通过基于参数互动形成的决策“收敛”过程，明确了城市形态健康生长及其城市设计需要把握的底限阈值，并设置有一定“值域区间”的有限设计选择来包容多元价值的共存，使城市设计传统的视觉美学原则、基于人文关怀的公共属性可以更加有效地融入城市规划编制和动态管理。

(5)创新价值五：

数字化城市设计帮助人们重新理解了更具整体性意义的“公平、效率”准则。

未来如果不能全局整体地把握空间、资源、人的活动等方面的信息及其与规划和设计相关的意义，就可能根本无法比较科学地设置规划控制的量化指标，实现公平效率。

对中国城乡规划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城市规划帮助国家实现了快速城市化和总体上健康的发展目标。但也应该看到，在此进程中，城市规划还没有很好解决超越规模和增量的特色风貌、环境品质和文化内涵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设计在现行法定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体系内长时间的缺位，以及规划在对较大尺度城市区块实施的基于“同一性”和管理简化的“无差别化”指标设定和管理。

二是经济优先思路导致了规划的权威性遭受挑战并一再向资本和市场让步，及部分建筑师行为失范导致城市形态整体失控。由此可以看出基于刚性量化指标的形态管控与本质上是新陈代谢的城市形态始终存在内在的深刻矛盾。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公报提到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均与此密切相关。这一属性可以弥补和支撑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直接助力突破”特色风貌”、“理性规划”之难题。“规划是龙头”，也需要龙身、龙尾的协同和配合。城市发展中应当包含一定的“容错、反馈、修补、完善”机制，保证城市自发性活力的生存空间。数字化城市设计恰可在空间形态建构机理揭示和临界阈值区间的包容性方面为城市规划提供强有力的科学支撑。

结语

总之，将原先分属社会、文化、经济和自然不同系统的城市基础信息整合处理在共享的数字平台上，并结合“全链空间体验性把握”的设计创意，城市设计就可以克服以往的主观决断和实施失效的危机，更好地体现当代系统协同的优势，并将步入一个城市设计学科通过协作而获得力量的全新发展时代，实现城市设计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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