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府财权与事权划分。

地方政府寻求地方融资平台等新的融资渠道，以土地等资产的开发使用权或未来收益为担保展开融资，从而滋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风险。

（2）地方政府主导推进城镇化进程。

开发区建设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城镇化水平，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和过度让利也会增大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

（3）经济社会风险财政化，增加政府的潜在支出责任。

债务风险的形成一方面有外部的冲击，如中美贸易摩擦等；

另一方面也源于内部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的不协调。部分非经济政策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社会呼吁财政发力解决问题，即经济风险财政化，无形中增加了政府的潜在支出责任，进一步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増加。例如，房地产风险引发的财政冲击，一方面会冲击房地产相关税收及土地出让收入；

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风险化解需要财政支持，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救助责任。

（4）大规模减税降费，财政汲取能力下降。

大规模减税降费等措施持续实施以稳定经济，宏观税负持续下行。减税降费固然可以提升市场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但在企业和居民预期较弱的前提下，难以转化为企业的投资与居民的消费，即分母端经济增长并不明显、分子端减税降费推升了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率由此进一步上升。

（5）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激励的变化。

从 2012年开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发生了变化，明确不再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唯一考核指标，但实际上地方政府面临了更多元的政绩考核指标，包括脱贫攻坚、环境保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导致地方政府支出责任范围扩大、刚性程度上升，地方政府的收支缺口随之扩大。

（6）预算软约束以及中央与地方博弈。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中央政府无法详细了解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和债务状况，一定程度上増大了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