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代围棋的发展的浅析

一、汉代围棋文字记载、围棋人物增多

汉初介入围棋的人物中，上至皇帝公侯，下至隐士棋人，均有所记载。《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去即缪王齐太子也，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好文辞、方技、博弈、倡优。”记载了汉广川王刘去的对围棋的爱好。

《汉书-游侠传第六十二》载：宣帝微时与有故，相随博弈，数负进。及宣帝即位，用遂，稍迁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汉宣帝早年生活在民间，喜好博弈，在与陈遂博弈时屡屡告负欠下了不少赌债。及刘询即位，便将陈遂调任太原太守，并一本正经的颁布诏书说：“任命你担任太原太守，官职高俸禄厚，可以偿还过去博弈欠下的债了。你的妻子等都可以作证。”留下一段佳话。这也是历史上首个以围棋而封官的故事。

从以上对围棋的描写，可见围棋已与此前有较大区别，均是从正面来写围棋的，不再是附带而出的佐证。

二、汉代围棋，围棋的地位提高

围棋历经世代发展，至汉代尚无明确定位，有归于数之说，有归于艺之说。而围棋归属文化的本质特征，在经过两汉的发展之后，逐渐明确起来。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取决于其价值观。在围棋价值观尚未明确的时代，仅仅依靠其内在的特性自发性的为人所接受、暗流般的缓慢发展。至汉末围棋文化价值观的明确化之后，围棋的发展才开始露出自身的轨迹来。

对于围棋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持有肯定态度的，从春秋仅有的几段对围棋的评论文字来看，对围棋的认识历来褒贬不一，而最初的时代，持反对意见的居多。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孔孟的言论更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取向。

汉初儒家贾谊就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他认为围棋是扰乱礼教、破坏民风的东西。封建初期，十分注重长幼尊卑的礼教，而在棋盘上，双方平等，这种理念的盛行，在贾谊等注重封建礼教的儒家眼中，当然是大不敬的行为。

民间对于围棋的反对之声，也未曾有断，《西京杂记》有载：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棋艺被世人尊为第一，仍免不了被人讥讽为浪费时日之举。而杜夫子的回答可谓绝妙，他说，精通围棋之理，只会对所谓的“圣教”有益。即便是当今职业棋手，也未必能有此认识，杜夫子天下第一的名头，绝非虚得。可惜只能见到只言片语，未能观其大略。

而一批文人学者的围棋之作，对于围棋价值观的确定，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三、汉代围棋对围棋理论的认识加深、出现了专业的理论

西汉末年的学者扬雄说：“围棋击剑，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从哲学的角度阐发出围棋法从自然之理，与当代棋坛高手所提倡的“自然流”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围棋理论的认识，在当时能达到如果高的境界，实属不易。

而围棋专业理论的出现，为“围棋文化”的派系形成，不无裨益。以下主要就汉代的一些围棋专作来进行介绍。

班固《弈旨》确定了围棋的技术含量和品格高低。作品里提到了围棋与当时流行的一种赌博游戏“六博”的本质区别，他说“夫博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至于弈则不然……谋以计策……”，批驳了当时因博而毁弈的言论，将博与弈明确的区分开来。在此之前，博、弈并行，混为一谈，使得对围棋的认识更多定位在赌博这一性质。班固明确的将二者予以区分，指出了围棋注重思考和计算的特征。在文章的结尾，班固写道：“及其晏也，至于发奋忘食，乐以忘忧……阴阳代至，实之养性，彭祖气也。外若无为，默而净泊，自守以道意，隐居放言……”从娱乐的角度肯定了围棋有益修身养性的特征，提高了围棋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

《围棋赋》开篇说：“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和兮，请说其方。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则是从更具体的角度，来阐述围棋的战略战术，文中说到，围棋的下法如同兵法，以棋盘为战场。这一观点，当代的围棋记者感触最深，现代围棋解说当中，亦多以兵法之词入文。

关于汉代围棋的发展，主要就以上几点做简单的概述。总体而言，两汉时期，围棋虽有帝王将相的参与，但并未成为一项独立的技艺而为社会所认可，围棋的发展仍然沿着自发流传的方式，而围棋理论的产生，将使得这一形态得以改观，在其后的三国、魏晋时期，围棋的社会地方逐渐得到肯定，开始自觉的流传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