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早期中日围棋交流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南北朝时，早期中日围棋交流，围棋衣传入日本，并在那里发展起来。相传在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随员中，衣有伴小胜雄、伴须贺雄等知名棋手。约在公元701年，日本僧人辩正入唐，因擅长围棋，被尚未登基的李隆基(即唐玄宗)屡次召见。日本吉备真备留学唐朝19年，传说他曾与唐朝围棋名手玄东对局。后来日本镰仓时期(约13世纪初)画家便据此绘制了《吉备公入唐图》。此图与日本奈良正仓院古棋盘(相传为8 世纪时日本圣武天皇之遗物)同为日本之国宝，曾被许多围棋书刊、辞典引用转载。至晚唐宣宗时(约9 世纪中期)，又有我国棋待诏顾师言以三十三着“镇神头”击败“日本国王子”的记载。这类轶闻，虽难以确证，但就唐代中日文化艺术频繁交流的情况来分析，当时两国棋手相互切磋棋艺的机缘，应该是不少的。

早期中日围棋交流，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日本京都建仁寺僧人虚中前来我国杭州定居。虚中之棋艺，在当时颇负盛誉，他著有《决胜图》二卷，可惜很早便已散失。到明嘉靖三年(1524)文士林应龙编了一部《适情录》，自称其中有 384图是根据虚中《决胜图》演绎而来成的。其实，林应龙不过是个水平很低的“五品”(即国手让三、四子)棋手，《适情录》中的384 图，内容驳杂，亦不甚高妙。因此，他的著作是否忠实反映虚中的棋艺，抑或出于假托，现已很难判断。但由《适情录》一书，亦可证明500 年前的日本棋手，衣具有可观的实力和名望。

约17世纪初期，早期中日围棋交流，日本刊印了我国元代围棋名著《玄玄棋经》。《玄玄棋经》中的死活题构思精巧，具有实用价值。当时日本棋手正是通过这些死活问题推断中国棋手的水平肯定不弱。他们还从琉球棋手处间接了解到中国棋界的一些情况。可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幕府当政推行闭关政策的专制时代，棋界人士没有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国高手作正式较量的建议。围棋竞赛必有胜负，胜固欣然，但万一败北，便会挫伤幕府之威信，后果不堪设想。日本近代棋史家认为，这可能是双方棋界数百年不公开交往的原因之一。

至19世纪中期，被誉为日本棋界”古今屈指可数的英杰“的十一世井上因硕(即幻庵因硕)与本因坊家争夺棋界霸权失败后，他从长崎商人处听说中国国手周小松棋艺高超，不禁跃跃欲试，一则想以棋会友，二则想借鉴围棋故乡的技艺，以谋另创事业。因此，幻庵因硕不顾当时幕府严禁船舶出口的锁港政策，率弟子三上豪山秘密架舟来华，不料被陡起的海上风暴所阻，只得折返。这样，中日围棋交流又推迟了50多年。

围棋在旧中国虽有“四大艺术”之一的美称，早期中日围棋交流，日本围棋整理实力已经超越我们，但是围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民间棋手的经济收入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棋手除了弈指导棋、传授弟子外，收入主要依靠观棋者(大部分是显宦、富商和上层文人)的“帮彩”和“赌彩”(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棋手独特的胜负观)。在清初“升平盛世”时期，棋手生活尚较稳定，棋风较盛，名手辈出。可是到了动荡岁月，围棋界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我国围棋大抵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至鸦片战争后，更是每况愈下，后继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