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应先减员再逐步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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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应先减员再逐步加薪
收入分配问题牵动人心。
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专门论述：“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
如何实现《决定》的目标?收入分配改革究竟以何为抓手?
日前，早报记者专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贾康。
初次分配：
最低工资标准作用有限
东方早报：收入分配问题连续多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这个改革究竟如何改，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具体的实施举措。
贾康：收入分配问题已经研究很多年了。在2013年春节之前，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这个文件形成了一些基本思路，在收入分配方面，大致分为：初次分配政府能做什么、再分配政府能做什么，主要是从这两方面来考虑的。
在初次分配领域，我的基本观点是政府要维护公平正义和公平竞争环境，降低准入，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政府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实际上配套改革任务非常艰巨。与利益格局、收入分配相关的很多经济案件，能不能够体现案件审理的公平正义，现在是很成问题的。在市场准入方面，现在实际上还有很多歧视性的因素，这会在初次分配领域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会造成收入不公平。在这些方面，没有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和消除行政垄断、司法腐败等配套改革，光从某一个点上看，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多。
东方早报：现在政府能做的有哪些?最近又有人说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贾康：政府在操作点上的一个可做之事，就是规定最低工资标准。这已经反复强调了，近年也真正在做，但实际上它的有效空间是有限的。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只是政府给公众的一个姿态和信号，在边界上可能起一点作用。要是最低工资标准规定得太低，现实生活中会不起作用，因为市场自然而然就把工资水平提上去了，最低工资标准也就变成了一个摆设。但也不要以为把最低工资标准一提再提，就体现了公平正义，不一定。如果一味地把最低工资标准提得很高，由于具有法定效力，就会逼着企业大量减少用工，用其他的要素投入替代人工要素。实际上，这会恶化一些边缘上的劳动者的状态，减少他们的就业机会，后果适得其反。所以，不要指望最低工资标准能发挥多么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协调组织劳方和资方的集体谈判。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环境下，我看这一条的作用也有限。有的学者说应该在这方面大大地促进，以工会真正发挥作用的形式，逼着资方提高工资等。如果这样，资方马上会有反应，你这边有工会组织，我这边也可以有资方联合会组织。如果处处都按这种情况处理，社会氛围就会激发出火药味，动不动就发生群体事件，经济问题有可能政治化。有的学者意识到这一点，提出再规定一条：集体谈判只能一对一，不能横向串联。我说这是书生之见，互联网时代怎么可能限制得住横向串联?
所以，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一定要在配套改革、维护公平正义、打造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环境上面做实事。政府要做的，其实是革自己的命，最难之处在于限制它自己的权力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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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您怎么看公务员加薪?
贾康：公务员加薪，需要渐进。从逻辑上说, 最好的办法是先使政府机构消肿、层级减少、人员精简，再规范分配制度适当提高薪酬。但实际情况既然是消肿和精简不可能一步到位，提高薪酬又不宜久拖不办，财政资金有限亦使提薪受到数量上的制约，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坚定而稳妥地一轮又一轮实行机构和人员精简，再酌情相对小力度地逐步地提高公职人员薪酬水平，同时努力提升分配制度的合理和规范程度，推进相关制度建设，使“消肿”和“提薪”相互呼应地渐进，直至在将来基本到位。
东方早报：关于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问题，您关注吗?
贾康：在事业单位收入分配问题上，可以出台必要的统一工资制度规则，如类似企业的最低工资水平的规定。但是，不宜“一刀切”。因为，事业单位类型多元，律师、医生、老师、教师等职业本身不应限制其收入增长―这些行业进入门槛高，人力资本累积成本高，在国外也都是高中收入人群。应当看到高收入对于留住人才、激励事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需要积极稳妥研讨必要的收入再分配调节的一套制度规则。
另外，让事业单位跟行政脱钩，就应该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必须往这个方向走，否则都是空谈。
深改小组：
目前关心改革大框架
东方早报：您是否看好深改小组在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过程中的作为?
贾康：当然希望有。我们作为研究者和改革设计也有互动，参加一些内部的讨论。目前，全面改革必然比较关心大框架、大方向、大思路下的一些基本判断和可行方案设计。比如说，现在中国改革的阶段性特点和近期改革的最主要的可下手的地方。
东方早报：现在中国改革的阶段性特点是什么?
贾康：我说是矛盾凸显期、深水区和关键阶段，有所谓“两只老虎的赛跑”：改革和社会问题在赛跑，有的人直接说改革在和革命赛跑，周其仁教授说改革还要和新生代的主流诉求赛跑。这种事情我们研究者敢说，官员在公开场合不好说。如果跑不赢，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塔西坨陷阱、转轨陷阱、福利陷阱，可能在等着我们一块儿往里跌。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所以要讲“壮士断腕”，决心有了还得要有高度的智慧，还得要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制约中形成够格的水平、操作上能过得去的可行性方案。
东方早报：那你们给改革支了哪些招?
贾康：我们陆续提了不少建议。我还算属于比较敢说的。比如说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事，既然说要改，一个反垄断，一个反腐败，能不能来真的?老百姓现在都看重雾霾威胁，那么，理顺“从煤到电”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的这种配套改革敢不敢动真格?敢动真格，就有走向节能降耗、抑制和化解雾霾等危机因素转为绿色低碳发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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